許巍、張楚、鄭鈞，不許聯想
選自鷺江出版社《昨日不辭而別:廢都搖滾記憶1990-2014》錘子?著
這年頭，誰不知道許巍、張楚、鄭鈞是西安歌手？哪怕你從來不聽搖滾樂。
提起西安搖滾樂，近幾年在飯桌上最常聽到的就是這三個名字，下了飯桌面對一些外行也還是這三個名字，并且總是同時出現，就像涼皮離不開肉夾饃，這兩者又離不開冰峰汽水，以至于成為經典，成為西安搖滾樂的三個代表，或者說，是“西安搖滾三杰”。
對于這件事，我雖不認同，可也無可奈何。從1990年開始到現在，西安可統計的樂隊至少有二百支，沒有演出和發布組建消息的更是不可計數，囊括多種風格、堅持排練和演出、堅守強硬的態度、擁有常人無法理解的激情、做自己想做的而不是別人想要的，這些都是搖滾樂必需的東西，甚至還不夠全，缺少任意一個都不夠純粹。與這二百支樂隊比起來，上述三人能代表的東西似乎太少了。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他們和西安搖滾密不可分了。這讓一部分不聽搖滾的人以為，西安搖滾樂只有三個人，其他樂隊在他們眼里似乎從沒存在過。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三個人的音樂影響力明顯不如20世紀。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們聽許巍、張楚、鄭鈞，就像聽周杰倫、梁靜茹、陳奕迅……或者其他一切可以聽的音樂，聽一聽而已，喜歡與否，另當別論，也談不上討厭。
這只是我的主觀之詞，可事實也好不到哪兒去。真要論起和西安搖滾樂的淵源，有資格的恐怕也只有許巍。80年代末，許巍已經參與到全國范圍的走穴當中，后來組織了一些樂手開始在歌廳干活。直到1993年，飛樂隊組建，許巍擔任主唱，那時他已經寫出一些歌曲。同年冬天他在一些朋友的幫助下，在西安外國語大學進行首場演出，取得了轟動性效應。1994年，樂隊分別在成都和銀川進行宣傳演出，同時許巍在陜西文藝廣播電臺擔任嘉賓主持，介紹西方搖滾樂。同年8月飛樂隊解散，許巍獨自一人遠走北京。時間慢慢流逝，他對西安的事情說得越來越少。
關于飛樂隊的傳聞很多，最主要的要算主唱許巍和吉他手高松的矛盾，具體情況難以考證。1997年許巍出版《在別處》后，在陳寰中的一次訪談中他曾談到西安、談到飛樂隊，這是在許巍的訪談中不多見的。他說：“飛樂隊當時在西安絕對是一桿大旗，太有名了！”關于樂隊解散的原因，他覺得，“我們的思想其實從來沒有在一條線上過，生活在這個城市，我覺得特別難受，因為我在那個環境的生活就是走穴，不斷地走穴，完了就唱歌廳，那種環境就是那樣，每個人跟你想的都不一樣，三點排練，五點才來，迷迷糊糊還不知道要干什么，要借錢去抽煙。這種生活狀態你怎么去做音樂！沒辦法，人想不到那些，每個人腦子里就是錢錢錢、名利。特別無聊！他們倒不是絕望，要真絕望你把你的想法投入音樂中也行，但是沒有人。他們在找的是通過音樂來得到一些什么，說穿了就是名和利，沒別的。樂隊為什么解散，就是因為得不到這些。當時想著以為跟我在一塊兒能成名，甚至他們的父母也跟我說：我兒子能跟你干嗎？跟你一樣，成天躥來躥去的，你能給他們什么？給他們錢？給他們利？你不也沒出名？你們什么時候才能出名？我說我沒想過。沒想過你還組樂隊干嗎？很現實的這個問題，父母就是這樣想的。完了他們走的時候我打電話給他們家，這些父母說得更明白：我兒子要掙錢，不能老跟你這樣下去。太現實了！”
許巍認為這是飛樂隊解散的原因，也是他出走的導火索：“在西安時，我常想，我一定要離開這兒，我一定要離開這兒……我要到別的地方去，找一種自己幻想中的新生活。我是不會再組樂隊了，永遠不會了，組一次我就夠了。”飛樂隊的其他成員不知做何感想，另一主創高松在此之后絕口不提許巍。
1994年去北京后的許巍不再和西安搖滾有任何關系，雖然偶爾能聽到許巍回西安的消息。這和張楚恰恰相反。張楚同樣算得上是最早接觸搖滾樂的一批人，但他的音樂之路卻是在離開西安之后開始的。雖然在1987年去北京前，張楚已經寫出了一些作品，但這些作品在西安幾乎從未示人（僅在當時張楚就讀的陜西機械學院）。
在北京獲得成功的張楚，在后來屢次往返于西安、青島、北京之間，卻極少在西安進行任何形式的演出和活動，唯一和音樂有關的要數2004年參加賀蘭山“中國搖滾的光輝道路”音樂節的時候，他用的樂手大部分都是西安本土樂手，排練也在西安進行。直到2009年，他開始在西安參加大型演出，但這種形式的演出已和地域無關，他的主場依然在北京，往返西安成為無奈之選。1991年張楚首張專輯擱淺，于是返回西安。創辦“西安搖滾普及辦公室”的蔣濤圍繞張楚做了一系列活動，主要是在多所大學搞了一系列搖滾講座，普及搖滾樂。那時候他的《姐姐》已經寫出來了，也嘗試在一些公開場合演唱。由于第一張專輯擱淺，那時的張楚并沒有太大名氣，加之沒有自己的樂隊，張楚在西安的那段時間并沒有引起太多關注。
在2001年后大概四年時間，是關于他傳聞最多的時候。他經常獨自一人身背一個大背包，出現在一些樂隊的演出現場和大街小巷，被人認出，一副孤獨的姿態。他始終沒有融入西安這個圈子（暫且用圈子這個詞匯），西安能給他的太少。
與前兩位相比，鄭鈞沒有和西安搖滾樂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鄭鈞是土生土長的西安人，他接觸到音樂則是在外地的大學生涯中。大學畢業后，等候出國的鄭鈞曾在西安的歌舞團做過短期的吉他手，這是他在西安唯一和音樂有關的經歷，時間是1990年。之后，鄭鈞簽約北京紅星生產社。這段經歷并沒有讓鄭鈞和西安音樂圈有任何淵源，西安的搖滾樂對他來說，太陌生了。
在對待西安的感情上，三個人中只有鄭鈞毫不避諱，面對媒體和觀眾的時候，反而表現得更加思念，言語中總是離不開西安的美食和兒時的回憶。
可事實依然沒有辦法改變，飛樂隊的恩怨是那個年代所有樂手的恩怨，大環境如此，不能在一人一事上尋求解釋。許巍離開后，飛樂隊并沒有解散，更換了主唱繼而重組，不斷參與到西安搖滾樂中，甚至在2014年還湊在一起排練。張楚則是典型的墻外開花墻內香，西安搖滾樂的任何一次事件都極少和他產生關系。相較之下，鄭鈞反倒無關得更加純粹。
我并不反對“西安搖滾三杰”之類的稱呼，因為不準確，反倒沒有實際意義，所以無所謂反對。如果要怪媒體，那么在對待搖滾樂的問題上，大多數媒體確實從沒有令人滿意過。從早期搖滾樂手怪異的行為和服裝，甚至音樂的可聽性，媒體都在以外行的姿態進行報道，好在幾十年過去，大家已經習慣。
我似乎不應如此較真，這不是西安搖滾樂的驕傲嗎？我暫且把這當作驕傲，可一旦如此，20世紀90年代為了演出東拼西湊的設備、因為喜歡搖滾樂承擔演出的酒吧、連續賠錢的音樂節、有據可查的二百支以上的樂隊……這一切，都應享有這項榮譽。如果一定要排名有先后，那么這些落到實處、超乎音樂本身的人和事更應排在前面。
真的不用如此較真嗎？在搖滾樂最終淪落為娛樂的年代，商業的成功更具話語權。有人因此懷念更加理想的20世紀，可問題是，20世紀就理想嗎？比起搖滾樂剛起步不久就進入黃金時期的90年代初，搖滾樂的風格越來越多，也越來越被寬容地接受，可它仍然無法寬容到讓喜歡左小祖咒的人喜歡他的前兩張專輯，反而讓“冥界”“施教日”“腐尸”等重型樂隊加速消逝，留下的仍然是中國搖滾剛起步時的“符號式”明星（如果可以用這個詞匯的話）和更具流行潛力的拓荒者。甚至連拓荒者都顯得尷尬起來。
可無論如何尷尬，在面對媒體和觀眾的時候，他們仍然有一席之地。公眾需要偶像、需要“成功”的榜樣，搖滾樂也不例外。可搖滾樂在中國確實需要更基本的東西，因為它在中國的畸形發展，比如太多父母認為玩搖滾樂不務正業，比如它經過了中國臺灣“魔巖”的拔苗助長，再比如它的音樂節越來越多，真正的搖滾樂隊卻越來越少。在看似繁榮的假象下，市場從未給過搖滾樂真正的機會，它業已成為娛樂，但娛樂得不夠專業，既然不夠專業，為什么冒著撐得要死的危險裝胖子，從點滴做起不是更好嗎？
點滴，在我看來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汗珠，是百年老店的傳統，是工匠手里把手磨出繭的工具……也是高松重組飛樂隊的決心、王建房“三顧茅廬”的藝校歷程、習明一路走來的愛恨交織不放棄和琥珀不做北京樂隊的自然反應，它還是沒有固定演出場地的年代用30瓦音箱拼湊起來公開演出的GOSH樂隊，是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張貼演出海報的張瑋，是做了三場張冠李戴音樂節賠到沒錢回家的雙喜。它更是我的朋友小貓，因為單純的熱愛，自己出錢負擔走了樂隊首張小樣的部分費用，出錢做了一張并不為人所知的西安樂隊合輯，最終因做了一場北京某樂隊的西安演出賠到體無完膚而不得不回山西老家。
不是故意煽情，是想看清楚搖滾樂確實有更重要的東西，雖然它的終端依然是音樂本身。難道這些東西其他行業沒有嗎？當然有，辛苦堅持是任何事情的基礎，如果產業鏈需要自給自足的搖滾樂，這種基礎就更是不可或缺。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脫離那個只有把音樂做得主流一點兒才能在商業上成功的俗套？至少可以隨性做自己喜歡的東西，而不被其他人左右吧。
點滴和基礎，正是西安搖滾二十多年來的精髓和質量保證，至于“杰”，三杰也好，四杰也罷，大家說一說，也就過去了，即使真正當回事，也應該沒人反對，只是不要聯想太多。
（中國首部地域搖滾史，全書近40萬字，200多支樂隊，100多張照片，80多張唱片，近30副珍藏海報，全景再現西安搖滾近30年發展歷程。這是一種跌宕起伏的生活，也是常人難以理解的英雄夢想。本書記錄了一群年輕人在西安搖滾圈近十年的往事。他們把最好的時光和年華獻給搖滾樂，把最好的青春留在這個城市。那是最好的時光，最好的時代，窮困，躁動，死不妥協，對這個厚重城墻包裹的城市來說，那是它搖滾樂的黃金時代。首部西安搖滾書籍+紀錄片，從未公開過的塵封影像，見證我們的青春。）
